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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伯尔曼使用了最广义上的法律概念，在该意义上，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无法推导出法律信仰之命题，如将其中的法律理解为国家制定法，将是对伯尔曼的极大误解，所以，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

{8}因此，契约在法律发达程度较高的时候，尤其是当法律已经成为体现社会文明的一套程序并且运转起来的时候，才能出现。第二，把它们侵犯的对象确定为法律所保护的权利。

当人们不以合法性作为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的第一考虑的时候，法律并非不存在，而仅是没有灵魂的存在，当然不被信仰。由于法律总体上被人们视为国家对其政治决策的一种具有固定形式的表达，所以很自然地也被视为酿成各种社会危机的源头。因此，那些受到这个理性人的诱导、宣传和刺激而引发新的欲望的他人实际上已经变成非理性人。任何力量在对社会进行整合（或统合）的过程中都必须面对如何处理社会差异的问题。最终，当合法性成为人理解自身存在意义的基础的时候，人的精神已经从整体上完成了向现代性的历史演进。

或者说，这两种法律历史观的共性就在于它们都认为历史和现实之间保持着互为前提的共生关系。{15}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代表着人性中非理性的精神，与日神阿波罗所代表的理性精神恰好相反。这是一个存在于宗教中的超循环的悖论，它构成了法律中生成同样悖论的基础。

{16}祛魅一词源于韦伯的一篇题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稿，也可译作解咒。就在人们将宗教层面的信仰从公共领域转移到私人领域的同时，人们对于新教在其伦理层面的信仰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韦伯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精髓，而法律就是对这一精髓的规范化表达。这种法律历史观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种种不利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逐步体现出来。一切向前看的中国人似乎只是片面地找到了一个祛魅{16} ( disenchantment)的现代，却找不到从哪里返魅(reenchantment)。

法律与时间无关，亦无所立足，缺乏普适的价值，认为现实中的秩序仅仅是偶然调解的结果。作为契约的前身，约定也曾寻求法律以外的庇护者，包括诉诸某种神圣理念、部族习惯、道德准则或者拥有强权的第三方机构等等，但是这些缺乏形式合理性（韦伯语）的体系与其说是对约定加以保障，还不如说是对约定各方的社会身份加以保障，因为这些庇护者同时就是某些社会身份的颁发者。

理性世界之中，无论宗教、道德还是其他的社会权威，都体现着理性，都值得信仰，由于法律恰恰是对理性最为集中也是最为纯粹的表达，所以法律必须首先被信仰。客观来说，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复杂程度迅速提高，任何制度都难以在与社会生活充分磨合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以英美普通法为典型，法律立足于现实，把历史作为重构现实的素材，尊重历史与现实之间在规范性和确定性方面的延续性。那么，从身份到契约究竟是不是一个开放化的过程？这个问题也值得重新审视。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其三为弥漫型，即相信真理弥漫性地存于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其驱动力源于人类受到忘我境界的吸引。这三个类型的差别在于，人在供奉型的宗教情怀之中仅怀有片段性的物质性期待，在降临型之中则怀有整体性的精神性期待，在弥漫型之中则毫无期待。（二）以理性为中心的法律信仰 问题在于，如果代表着理性生活方式的法律可以成为一种信仰，那么它将倾向于哪一个类型？韦伯认为，天主教毫无疑问地将自身定位于降临型，而作为其对立面的新教则恰恰将另外两个类型，即供奉型和弥漫型，有效地结合了起来，由此重新规划了人们心中的信仰。

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54页。{7}如果这场危机无法渡过，人们将失去对合法性继续追问的动力，法律的主体性消失于冷漠的目光之中，法律整合社会的能力极大地削弱，社会随之发生解体，由于宗教也无法接替法律重新完成对社会的整合，社会甚至无法退回到它被整合之前的那种状态。

另一个方面，由于中国的大量立法建立在忽视社会理性的基础上，即便浓缩为16个字的立法指导思想也并没有表明法律为何是社会合理化的惟一形式，这就如同建造高层建筑没有打地基而是从平地上一层层地摞起来一样，法律总是以某种既高不可攀又摇摇欲坠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进一步来看，这三种力量当中究竟哪一种力量将处于主导地位，以及这三种力量究竟将以何种方式融合在一起，这是决定中国法治在未来一段时间如何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韦伯的两点质疑 从探讨社会形成过程出发，韦伯对人类结群的动机进行了分类。尽管法律身份并不能取消每一个人拥有的其他社会身份，也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因社会身份差异而形成的实质不平等，但是它至少能够提供机会上的公平，使人们基于其法律身份而作出的行为在形式上具有了一般化的意义。{9}不同的约定在内容上具有特殊性，而在形式上却具有一般性。{12}德语中的结合体 （ Vergesellschaftung）一词包含着意为社会（Gesellschaft）的词根，因此该词从字面上也可以被翻译为结成的社会。相比之下，尽管新教人世观对于人类理性的阐发显得粗陋，但是韦伯大体上肯定了它就是资本主义最初的启蒙思想，因为它的确为人类的世俗生活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具有塑成传统的功能。

法律化身为真理，但既不是那种为信徒供奉和膜拜的真理，也不是那种从天上降临的真理，而是弥漫在世间各处的无需人们刻意发现的真理。固然，一方面，现行的中国法律体制并未提供这样的可能性。

其二，法律脱节于社会。作为一个理想型，这种社会形态可以被称为现代法治社会。

最初的、可能也是最关键的转变来自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除此之外，供奉型促使新教引导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现世的功利， 弥漫型则要求新教阻止人们因追逐功利而产生享乐性期待。

同时，即便某些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共同体仍旧相对封闭，仍旧保留着旧日的温情，长期被压抑的心灵也已经无法真正退回其中了。仅此，法律便永远也不可能在宗教的意义上被信仰。譬如，人们对于祖先利益和子孙利益的关心正在逐渐弱化，而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利益的关心则与日俱增。人们最终把矛头指向以法治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这不仅是对法律的质疑，也蕴涵着对宗教的质疑，总的来说是对主体性的质疑。

这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哈耶克或卢曼的某些观点，以理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套线性发展的机制，它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以及自我拯救的能力。对于处于快速立法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强烈的误导。

（二）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历史观 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历史观似乎更符合第四种类型。  当代中国是指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依靠国家权力推动的法制建设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18}在韦伯看来，某种社会支配类型之所以能够确定下来，这既不是人为安排之下的必然，也不是完全无序的偶然，而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根本来说是一个与产权有关的问题。

促使开放的同时促使封闭？这看起来自相矛盾，但是却合情合理。（一）前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不被信仰 法律如何才能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从而不形同虚设呢？社会学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只有当法律成为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的时候，二者才能融合。以前苏联社会主义法为典型，法律立足于历史与现实之外，认为能够把历史与现实统辖在一起的某种普世价值是法律获得合法性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客观来说，除了上帝之外，恐怕没有哪一个俗人可以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保持全然理性。

可以说，这一理念已经成为西方多元化社会中各种思潮的共同前提。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法律向前看，关注的是现实中的问题。西方法律从用侵权制约侵权向让契约保障契约的转变是人类精神整体进入现代性的过程的一个具体分支，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纯粹发生在法律内部的过程。

（二）名义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不被信仰 而在一个名义上由法律统合（united）而非整合（integrated）起来的社会之中，法律的主体性意义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受到教条主义的压抑，而法律的工具性意义则被不适当地夸大。这是因为，如果只图建立，过去的自主性将被现时所削弱，以今凌古则成为一切历史研究的通病。